为何格列卫价格“不人道”?

时间:2022-05-25 15:40:58   来源:原创  编辑:管理员

       无论格列卫在癌症治疗上多么成功,在药物研发史上多么重要,这些恐怕都不会是它成为《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主角”的原因。实际上,只要谈到格列卫,就不可能避开它的昂贵售价问题。要是没有价格问题,这部电影的故事也就无从谈起。

       格列卫诞生之初就身价不菲,在美国正常用药一年的费用是3万美元。然而到了2012年,正常用药一年的费用就已经达到了9.2万美元,给诺华公司带来了高达47亿美元的收入。一般美国人的年收入也就在几万美元左右,9.2万美元这样高的药费绝对不是普通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

       2013年,100多位癌症研究专家在著名学术期刊《血液》上发表了一封联名信,指责包括格列卫在内的新型抗癌药物价格畸高,到了病人负担不起的程度,已经可以说是“不人道”的行为。这些专家当中就包括了BrianDruker等在格列卫前期研发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实际上,Druker本人从未申请过任何与格列卫有关的专利,也从没有在格列卫的销售中获利。

       然而,学者们的呼吁显然不会被诺华公司听进去。据《华盛顿邮报》于2016年报道,当时格列卫一年用药量的批发价已经达到了12万美元,大概相当于80万元人民币。

为什么像格列卫这样的药物会如此昂贵?

       首先,生产成本肯定不是问题。我们的邻国印度就生产了大量的格列卫仿制药,价格仅是正品药物的5%到10%左右。从印度购买仿制格列卫,一个月的用药仅需一两千元人民币,与正品药的价格有着天壤之别。

       那么,研发成本是不是药价高企不下的原因呢?是,也不是。以格列卫为例,13年的研发工作消耗了巨大的投入,达到数十亿美元之巨。然而,Druker等专家在2013年的公开信中指出,按2001年上市时候的价格,诺华只需2年便可收回对于格列卫的研发所投入的成本。

       但是,药物公司的账却不是这么算的。在格列卫的研发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药物的研发有很多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大的淘汰比率,也就是说,很多药物的研发都走不到上市盈利这一步。由于各个药物公司的研发计划都是保密的,很难对于失败的研发项目及其所消耗的成本进行准确的统计。但总体来讲,每100个药物研发项目中,大概成功的只能有1个,甚至1个都没有。

       我们不妨粗略地做个计算,假设每个项目平均花掉了药物公司1亿美元的研发费用,那么100个项目就用掉了100亿。可是,其中失败的那99个都不会产生任何利润,只能由成功的那1个来分摊这些成本。换句话说,成功的这1个项目或许直接研发成本是5亿,甚至10亿,但它必须承担100亿的成本才能让药物公司整体盈利。

       这样的成本分摊没有具体的公式可寻,看起来似乎也不合理。但是对于现代国际药企来说,股东的压力是不得不面对的。一旦药企亏损,甚至只是盈利未达预期,股价就会应声下跌,公司就不得不做出调整。

       实际上,现代药物研发的平均成本已经高到了国际大型制药公司也难以承受的程度。前些年,国际药企瞄准中国的“廉价科技劳动力”,在中国建立了众多研发机构。如今,国际第一大疫苗公司葛兰素史克受业绩低迷的影响,刚刚关闭了其在上海张江的中国研发中心;国际第一大胰岛素药物公司诺和诺德同样因为年度增长未达预期,被丹麦媒体爆出即将全球大裁员的消息,其在中国等国家的海外研发中心也是首当其冲。

       与这些药企的疲软表现相反,生产格列卫的诺华公司近年来的发展势头则十分强劲,不仅新药连连,而且还成为FDA批准的第一家可以提供CAR-T疗法的医药公司。CAR-T疗法如今的地位,俨然就是当年的格列卫,只不过比格列卫更耀眼,前景更广阔。

       简单来说,CAR-T疗法就是通过基因工程来改造病人自己的白细胞,让它们能够识别并攻击病人自己的癌细胞。这种方法被认为有希望成为人类最终攻克癌症的终极疗法,因此其研发的竞争非常激烈,面临的技术问题也非常多。诺华能够成为最终的胜出者,无疑与其强大的资金支持有关,而这强大的资金支持中,格列卫的销售收入无疑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许可以说,格列卫的高售价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成CAR-T的尽早投入市场。

       据说,《我不是药神》的片名曾经三次更改才定下来。其中的“不”字,透着深深的无奈。实际上,“无奈”是药品相关的所有环节的共同状态。药是用来救命的,但新药的研发需要巨大的投入,如果没有巨大的利润就吸引不来资本,就没有可能支持巨大的投入。而巨大的利润必然是高药价的结果,这又与药物救人的本质相违背。这个怪圈该如何去破呢?

       大家都能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直接生产仿制药,像我们的邻国印度那样。实际上,印度是世界第一大仿制药国。不仅仅是中国人,就连美国人也会因为买不起药而跑到印度去买仿制药。

 

       之所以能有如此盛况,是因为仿制药的生产在印度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护。印度于1998年加入WTO之后,承诺从2005年开始遵照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标准来处理知识产权问题。然而在2005年,印度对于自己的专利法进行了一些修订,不保护对于“此前已知药物”的改进所获得的药物,除非后者与前者在性质上和药效上有显著的差异。

       由于格列卫即是2005年以前已知的药物,而诺华又无法证明其产品有任何显著的改进,因此他们于2005年为格列卫申请印度专利时,被印度专利局驳回了。此后,诺华在印度开始了围绕格列卫的专利诉讼,不断败诉,不断上诉。经过长达7年马拉松式的审判,印度最高法院于2013年宣判,裁定诺华败诉,维持了专利局的驳回决定以及下级法院此前的裁定。显然,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像神油国这样“保护”专利的。

       或许你会问,为什么不由科研机构来研发药物呢?事实上,很多药物的前期研发工作都是由科研机构完成的,直至找到某种有望成为药物的先导化合物。这部分工作在药物研发中几乎是零成本的,或者只占了成本的一小部分。

       真正的困难之处在于先导化合物之后的改造,以及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部分。一般的科研机构没有人力也没有财力来完成这些工作,通常也没有其中一些工作所需的专门资质。因此,这部分成本最高的工作只能交由制药公司去完成,必然会成为药物成本的一部分。

       还有什么办法吗?我们不妨回头看看之前那道简单的算术题。制药公司花了100亿才得到了一个药,高昂的成本中,绝大部分都是药物研发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如果能够避免这些风险,药物的成本自然就会回落了。

       事实上,当今的国际药企的确已经在这样做了,他们把以往“研发、研发、研发”的模式改成了“买、买、买”。道理很简单:与其花100亿支持了99个失败的项目,不如花50亿购买5家已经初步取得成功的药物研发小公司,每家小公司能够带来两三个通过了细胞试验,甚至通过了动物试验的药物研发项目。这样的项目成功的可能性大得多,最终很可能不止一个成为上市药物。如此一来,每个药物的平均成本就比100亿要小得多了。

       不过,药物研发终究是有风险的,在这种新模式下难道就没有了?实际上并非如此。风险依然在,只不过是被上面这个算术题中根本没有出现的5家,甚至50家没有取得成功的药物研发小公司所承担了。而它们的研发成本则来自于风险投资,甚至是A轮B轮投资,只不过没有能够找到最后的“接盘侠”。如此一来,大型制药公司只需认真筛选需要并购的小型药物研发公司,或是直接收购它们手上的项目,再跟进最后的临床试验投入,就能大大提高成功率,降低上市药物的分担成本,真正让药物的价格有了降下来的空间。

       近年来,国际药企并购小型药物研发公司的新闻不绝于耳。特别是方兴未艾的抗体药物中,很多都是小公司完成基本开发之后转卖给大公司的案例。在美国和欧洲的科研机构中,也涌现了科学家办公司的热潮,成为小型药物研发公司的源泉。

       最终,一个完整的链条已经形成:科研机构做广泛的兴趣导向性的基础研究;小型药物公司做有针对性的先导化合物导向性的前期药物研发;大型药物公司做药品导向性的后期临床研究。在这个链条中,科研机构不存在承担风险的问题;小型药物研发公司虽然有风险,但不会转嫁给最终使用药物的病患;大型制药公司得以有效控制风险,降低药物成本,福泽病患。

       遗憾的是,在我国,这样的链条还远未形成。一方面,科研人员办公司的意愿不强,政策方面的支持力度不足;另一方面,国内的风投更热衷于追逐虚无飘渺的新概念,对于药物研发不敢投也不愿投;在国内大型制药企业方面,资本的积累还远远不足,不但很难承担独自的药物研发工作,也很难负担对小型制药公司的收购。

       当然,无论我们如何分担风险,都只能解决成本端的问题。而成本从来不是价格的唯一决定因素,甚至都不是主要决定因素。价格更多的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的。说句大白话,在自由的市场里,只要有人愿意出这个价格,这件商品就值这个价钱。像格列卫这样的救命药即是如此。

       有句老话说得好:“要想赚钱,除了劫道,就是卖药。”《我不是药神》中,徐峥更是用四个字就道出这两门“买卖”之间的共性——“命就是钱!”不难想象,如果纯粹靠市场来决定的话,像格列卫这样的药物,必然只会越来越贵。这已经与它的成本无关了。所以,对于药物的定价,唯有通过政府的监管与指导才能回归理性。

       当初转行进入结构生物学这个领域,吸引我的是求解蛋白质中成千上万个原子的空间坐标那种挑战性。等到深入这个领域,才明白了它与药物研发之间深刻的联系,进而对这个学科更着迷了。

       应该说,每一个结构生物学家的心中都有一个研发新药的梦想。当然,我相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都希望能够借此改善生活,但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能像BrianDruker一样,用一种药改变某种疾病所有病人的生活状态,甚至拯救生命,那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事情可以与之相比的幸运与幸福。今天,病人已经基本上都可以得到医疗诊治,但药仍是一个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所以才会有《我不是药神》这样催人泪下的故事,也希望国内加快医疗政策的改善,让患者有药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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